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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王强:我只有一个世界,而且它相当和谐
发布时间:2024-11-14  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1        返回列表
众多身份里唯一重要的
多数时候,人们听到 “新东方联合创始人”“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” 都会应一声,表示他们知道王强其人。再不然,提到 “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佟大为演的那个角色原型”,也多少有点印象。
可当饭局上的朋友接连说出王强这几个常用头衔时,对方只是摇头。这让王强感到尴尬。饭桌上的长者是一位古代名物研究学者。王强内心尊敬她,对方却没听过自己。直到最后,老太太问,你是不是那个在《上海书评》发表过不少文章的王强?” 他赶忙答应,松了一口气,“我幸亏有这个,不然,我在世界上,在她眼里是没有存在的。”
王强的身份实在众多:他是英语口语专家,联合创办了新东方;他是天使投资人,创办的真格基金 10 年投出了 35 家独角兽;他是名声在外的 “书蠹”、拥有世界级藏书,出版社编辑也向他请教去哪儿找书;他曾是一家教育公司的董事长,正担任一家书籍装帧公司董事长,他还是很有风度的即兴演说家……饭桌上的那个故事用来给众多头衔排个轻重次序也许十分合适。“读书人” 是对他最珍视的身份,他对自己有个评价:“如果抽去我的阅读史,我 99% 达不到今天的状态。”
最近王强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个头衔:译者。2020 年,他因疫情困在香港,索性翻译起一本陪伴他三十多年的枕边书《破产书商札记》。2021 年率先在香港付印,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在内地出版。原作者威廉·扬·达泠爵士有着和王强相似的多面人生,他担任皇家银行董事,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,出版过一份报纸,管理家族的纺织品公司,还写过几本小说……这本书里,达泠借一位破产书商之口,勾勒出王强心目中 “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响当当的山头”。
王强在上世纪末纽约一家书店发现了这本书,翻译的过程像是凭自己的阅读史和作者的阅读史对话,这本苹果绿色封面的译作有 8 万字,可王强的注释就写了 6 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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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破产书商札记》,[英] 威廉·扬·达泠著,王强译,商务印书馆|草鹭文化,2022 年 6 月出版
如果非把王强这些头衔分类,一个跟钱有关;一个跟书有关。他似乎能自由穿梭在两个世界,有时进入其中一个,另一个世界的人很难找到他。翻译最专注时,他一整天都伏案,靠吃小番茄和饼干度日。“除了真格的事情,别的全取消了,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哪。” 外头因为一个病毒天翻地覆,他想,如果放下译笔时他的生命也终结了,那么他也没有白活,因为书中这些人做过他的朋友。
王强在他位于北京国贸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。他的办公室常年不拉开窗帘,因为阳光会让满墙的书页老化变形。他今年 60 岁整,背着双肩书包,穿粉色的衬衫,看起来精力充沛。谈论问题时,镜片下的眼睛闪烁着童真。他是一个很好的受访者,一方面是他并不拒绝任何问题,另一方面,他好像是一个对什么问题都思索过、准备好了他自己答案的人。
“今天纯谈投资,我的兴趣不大,投资人都能谈。” 他说。一说起读书的好处来,他就像一个快活的 “销售”。“翻书能练手指精细运动。一翻就是一页,” 他捏着手指示范,“不容易的,就跟会计点钞,人民银行比赛一样。”
“我的肌肉还是蛮好的。” 他噔地立起,从书架举起两大本厚书,让人摸摸他的手臂,以证读书能强健体魄。他总光顾的书店营业员懂得他的习性,会把他购买的书捆成重量相等的两摞,左右手各一捆,提手缠得厚厚的,方便他提着走很长一段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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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强的书房一角,由受访者供图。
他希望他的世界里和书相关的部分能纯粹一点。“我出过的三本书都是与企业、投资、励志没关系的。看这三本书的痕迹,你不知道我做过新东方、不是中国合伙人。” 他说。
一个人怎么能如此自由地在不同的身份里穿梭而不迷失?不少人这么问他、打量他。
“没有两个世界。” 王强说,“我只有一个世界,而且它相当和谐。”
康德与马斯克
跟年轻人谈话时王强会把首富马斯克、哲学家康德、追问现代性的鲍曼放进同一场对话。对王强来说,没有什么和人文学科不相通的事情。
马斯克和康德怎样出现在同一场谈话里?他很愿意解释解释。马斯克元素丰富的长篇故事素材里他只重视两件事,而那两件事说明这个摇滚巨星般的全球首富、科技先驱、私生活问题迭出的浪子的本质——“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人”。
一件是 2018 年 8 月,马斯克为避开严格监管一度宣布退市,他在 Twitter 上说,会寻找一个公司架构,让外部股东也享有员工股东一样的权利。
第二件事是 2014 年,马斯克向业界开放了特斯拉全部 300 多项专利,倒逼汽车行业加速向新能源转型。
“我认为他是道德行为。” 王强说。这里的 “道德” 是来自康德的宽广概念。
他解释:“道德” 意味着当一个人有一个行为决定时,不仅自己认为正确,还要推及其他有智慧的 “理性存在者”。康德认为,真正的道德行为才是自由的行为,“道德恰恰是自由的核心”。
他要求自己通过层层剥茧的追问,看到一个企业家的内在动力。
1983 年,在北大读书时,王强读了李泽厚的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,对康德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康德哲学的三个问题:第一个世界是什么;第二个人应该做什么,第三人还希望什么。“你们年轻人难道不应该时时刻刻问自己这些问题吗?“他问。
包括康德,也包括其他的经典,王强说这些好书像砖块、水泥一样搭建了自己的认知框架,也形成了他的原则。这是为什么他说自己只有一个世界,因为他不分裂,在不同的领域始终保持一种面目、秉持一种价值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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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受访者供图。
如果要解释一个人的原则,也许可以从他不做什么来说明。一度,真格的基金经理们犹豫要不要投 A 轮,是王强发起一次严肃讨论,要求他们专注天使投资。在真格基金,徐小平和王强像两个大家长,一个总说 Yes,另一个总是说 No。王强常常是 “捍卫原则的那个人”。他有怒目圆睁的时候,比如创业者表现出前后不一致的人性时。
王强对提升物质生活缺乏热情,既没买更大的房子,也没买更好的车。前几年他把车送给了朋友。因为开车妨碍他思考。他不点外卖,饿了宁愿下楼吃两副驴肉火烧。他骑共享单车、喜欢走路。花钱最多的地方就是买书。
王强的英文典籍收藏堪称世界级水平,但他宁愿花时间到全球各地书店搜罗珍本,和书商保持私人联系,也不参加拍卖会,不让藏书也变成金钱的游戏。
时间表上最后一项工作
很多人把珍惜时间表现为赶时间、计算时间,但王强是相反的,他更慢、更沉静了。在真格开会,员工们经常看到他早早到了,在会议室里静静读一本书。他好像有办法让那些泛滥的信息在他眼前停住、制止它们制造混乱。
他爱讲这样的例子:高速列车以每小时 500 公里的速度前进,车窗玻璃是带有减速的视觉效果,否则没有一个人敢于把眼睛投向窗外。他的 “减速玻璃” 正是他那些书。
在真格,过去在新东方,很多年轻人会拿各种各样的问题去问他,包括投资、人生选择、读书、甚至怎么为人父母、怎么教小孩……他们想从他那里得到些立刻生效的智慧。他是周遭人的一池水,知识和经验随时准备好流淌出来。他办公室茶几上常备着几盒柠檬味的润喉糖,以便随时开展 2 小时以上的谈话。
年轻人的感激让他感到高兴、受到安慰。一次和朋友在中关村大街走路,毛毛雨天,王强打着伞,突然一个一米八几的年轻人钻到伞下,是王老师吗?王强吓一跳,这条街川流不息,你怎么认出是我?年轻人说,你的声音太熟悉了,我初中时每天晚上都听你的英语美文背诵录音带入眠。
他乐于讲年轻人被他塑造、影响过的故事,也许是这样的热情让他没有更早、更完全地把自己投入到书斋里。
王强是内蒙古包头人,当年一批中国最优秀的老师在文革中打成右派,发配到包头当中学教师。他是第一届科班高考生,第三届大学生,在北大师从朱光潜、许渊冲。留校成为北大最好的教授曾是他的人生目标。
教育塑造了他,他把热情回馈到同样的事情上。两次创业,他都因为感受到年轻人的召唤而下定决心。2006 年从新东方退出后,他本来打算去罗马大学研究古典语言。徐小平对他说,你不能这么早 retire,归国的年轻创业者还需要我们的引导——也需要我们的钱。到了投资界,别人还是称他们徐老师和王老师。
人生时间表上最后一项工作,他要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。比如再写、翻译一两本书,很可能是关于康德。
回顾大半生,王强觉得自己是个幸运之人。身体健康,财务状况良好,每个阶段的他的选择都很清晰。人生没有任何事情令他后悔。
他天生痛觉迟钝。七八岁时,一个孩子拿着二踢脚说,王强你抓着它点着,它就像一支火炬。王强攥实、点燃,手中 “嘶啦啦” 变成 “砰” 的一响,手瞬间血肉模糊,骨头都能看见。到医院包扎、消毒,他没觉得多疼,哼都没哼一声。这个年纪,他走路分神撞了玻璃,爬起来眼镜都变形了,也没觉得疼。到了耳顺之年,心智上也很少有什么困惑和痛苦了。
何况他还有一个由书籍筑成的平静的世界。跟很多人相反——坐在移动的交通工具上必须展开一本书,否则他会晕车。“啪” 一下启动顶灯,目光聚焦在那方寸之间,不管司机怎么在那个城市行驶,“他转他的,我在我这个世界。”
以下是《晚点 LatePost》和王强的对话:
“书是另外一个世界,和你们看屏幕就不一样”

对话王强:我只有一个世界,而且它相当和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