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2年，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“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”友好访华代表团（左一为斯蒂夫·麦金农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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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念生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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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地址寻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荣休历史学教授斯蒂夫·麦金农的家，第一眼便很惊艳：房前绿色仙人掌簇拥，屋后褐色山石耸立，颇似植物园。及近，见前门长廊幽深，后院木扉虚掩。诗人孟浩然曾有诗句：“只应守寂寞，还掩故园扉。”当年孟君应试落第，矢志归隐。麦金农教授深居此处，该是何种心境？
立于房前，面对幽深长廊和虚掩木扉，一时有些犹豫，不知该敲哪个门。拨通电话后，洪亮的声音从后院响起。麦金农打开院门，迎了出来。用力握手，笑意荡漾，炯炯目光中透着坚毅。面前的慈祥老者，没有落寞惆怅，感觉充满故事。
一进屋，他便忙着泡茶倒水，俨然中国家庭的待客之道。知悉他中文功底深厚、中国经历丰富，便以麦教授相称。
1972年3月经香港入境广州，首次踏足中国内地，迄今40多年，麦教授访华次数难以计算。从走访“五七干校”到社科院执教，从采访茅盾、丁玲到河北农村蹲点，从研究晚清政治、红军长征、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到出版中国抗战专著、撰写《陈翰笙传》，麦教授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，研究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，一直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关注中国，研究中国。
“我看中国，既重历史纵深，也做国际比较。”麦教授说。
缘 起
在耶鲁大学读本科时，麦金农对历史兴趣强烈。浩瀚书海中，研究中国的西方著述不多，存在不少空白点。他选择研究中国，开始学习中文，后在各地交流访学，1971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取得博士学位，其论文主题是中国的晚清政治。
在其求学时代，美国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。麦金农投身其中，成为积极分子。“那时的我，对中国充满憧憬与同情。”他说。
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完成“破冰之旅”，中美关系开始解冻。3月，麦金农通过参加一个联合国项目，随美国“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”友好访华代表团来到中国。25位刚出校门不久的美国青年，访问了北京、天津、河北等地，包括参观“五七干校”、农村合作社等。此行最让麦金农难忘的，是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。
被周总理接见的照片，他一直摆在案头。人民日报当年报道周总理会见代表团的消息剪报，他至今珍藏。
“那个大胡子是我。”他指着案前照片中的大胡子说：“见到周恩来总理十分激动，他的睿智让我印象极深。在场的还有乔冠华，担任翻译的是冀朝铸。”
回到美国后，访华喜悦还未散去，烦恼接踵而来。当地媒体刊文批他同情中国，呼吁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将他解雇。“这的确让我意想不到。是州立大学校长以研究中国为由保住了我的教职。”麦教授说，那时他虽处逆境，但研究中国历史的执着未改。
就在那一年，他买下了现在的房子。住所不远处，即是亚利桑那菲尼克斯动物园与植物园。他说，选择这一处所安家，因为距离学校不远，便于教课，也为寻觅静处，远离喧嚣，潜心学问。
斗转星移。1979年中美建交，麦教授又成了“香饽饽”。不少商界人士邀他担任企业驻华代表，开拓商业。他婉言谢绝了商界邀请，选择作为专家受聘于中国社科院。
1979年至1981年，他带着全家住在北京，与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来往较多，在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执教的那段经历，更让他津津乐道。
“那时我住在小庄，正式接收单位是人民日报社，两个孩子在芳草地小学念书，常常坐9路公交车。”麦教授清晰准确地叫出了黄晴、任毓骏等几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名字。他说，许多学生后来在人民日报社、新华社等中国主流媒体工作。
说话间，麦教授找出当年在人民日报社大门口的合影照片，又带笔者参观后院客房里琳琅满目的中国书籍，其中有不少属于新闻领域，如邓拓的《燕山夜话》、方汉奇的《中国新闻事业通史》以及多本新闻研究丛书等。
著 述
麦教授说，由于父辈的渊源，他对新闻历史一直很感兴趣。他著有《中国报道：1930—1940年代美国新闻口述史》，对现代中国新闻史多有涉猎，关于范长江、邹韬奋等人的经历也耳熟能详。
让麦教授倾心投入、难以忘怀的是《史沫特莱传》的写作。为了全景式体现史沫特莱，尤其是这位美国作家在中国的经历，麦教授夫妇前后历时12年，深入走访史沫特莱的故知，其中包括茅盾、丁玲等文学巨擘。访谈中，史沫特莱当年与鲁迅等左翼作家们的交往交流、与中共地下党的来往等细节生动再现，为他们夫妇的写作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与佐证。《史沫特莱传》后被译成德文、日文、韩文和中文在多国出版。
循着20世纪30、40年代的中国历史线索，麦教授又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，出版了《武汉，1938年：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》等专著，还积累了有关中国知名社会学家陈翰笙（1897—2004）的不少素材。
如今，《陈翰笙传》即将付梓。为完成此作，麦教授前后历经40年，除采访陈翰笙本人外，还遍访其故友甚至对手，包括国民党元老陈立夫。
麦教授说，他创作《陈翰笙传》，是为还原这位学界泰斗级人物的百年人生和传奇经历，也为记述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。
剖 析
与同时代的一些美国汉学家相比，麦金农既无父辈在华传教或经商渊源，也无中国妻子相助，“完全从大学开始，从书本而来，偏重学术，远离华盛顿，没受太多政治因素干扰”。
上世纪60年代至今，他对中国的观察与思考，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、深入采访、朋友交往，也源于国际比较。
80年代初，他曾再访1972年去过的河北一个村庄，发现村貌焕然一新，村民们喜气洋洋，“中国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变化让我惊讶！”
城市的变化同样惊人。麦教授说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有中国朋友来访时，有时会在他家洗澡，因为那时许多人家里都没热水。现如今，城市高楼林立，车流人潮，民众富裕程度迅速提升。
在他看来，中国迅速发展，让很多人不太适应，其中包括美国人。他认为，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“表面化”“概念化”，非常令人担忧。
“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只限于表面，不去了解中国的过去，只看中国的现在，没有从历史维度客观看待中国。”麦教授说，正因如此，所谓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的说法大行其道。“中国人有爱国主义情绪很正常，哪个国家都一样。从中国历史看，中国对周边甚至整个世界，更多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，不想有那么多的麻烦来影响国家发展进程。”
“许多美国政客媒体都在炒作概念，将世界的许多问题归咎于中国，给中国贴标签，但常常没有道理。”他说，阅读美国的报纸杂志，觉得中国很让人害怕。“有时，我对他们说，应该多去看看。看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没那么可怕。”
在麦教授看来，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内社会贫富差距大，中产阶级不满意，出现排外主义，美国政客又正好利用排外主义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。
麦金农认为人类社会总有共通之处，中国今日发展遇到的问题，西方发达国家都曾面对过。“中国人蓬勃向上，坚持不懈，注重学习和教育，相信许多问题都会慢慢得到解决，中国未来一定会更好！”
告别麦教授，已近黄昏。暮色中，足有三四人高的柱状仙人掌，显得格外伟岸挺拔。麦教授说，它们至少已有百年树龄，但生长之势不可阻挡。言语间，对屋前的仙人掌林充满敬意。是啊，坚忍不拔，于治学态度甚或国家发展，又是何其重要！
《 人民日报 》（ 2019年02月03日 07 版）